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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龙等:“差生”的称谓及其评价基础
2019-05-19 15:38 来源:《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作者:王志龙 熊和平 字号

内容摘要:从本质上说,“差生”是不同评价话语的结果,评价的权力主体及其技术力量规制了“差生”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与命运。

关键词:“差生”称谓;评价基础

作者简介:

  原标题:“差生”的称谓及其评价基础

  作者简介:王志龙,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熊和平(通讯作者)(1972-),男,江西南昌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现象学与教育批评,E-mail:xhp820@163.com,浙江 宁波 315211

  内容提要:“差生”是根据特定的评价标准人为制造出来的概念,主要用来指称学业成绩没有达标与思想品德落后的学生。基于不同的评价基础,“差生”有诸如“后进生”“学困生”“问题生”“潜能生”“学渣”等五花八门的称谓。这些近似的称谓,既存在关联又有区别。从本质上说,“差生”是不同评价话语的结果,评价的权力主体及其技术力量规制了“差生”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与命运。

  关 键 词:“差生”称谓 评价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7)03-0023-06

  “差生”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我国教育界关于“差生”的提法,大约始于50年代后期。[1]“差生”主要用来指称学业成绩没有达标与思想品德落后的学生。近几十年以来,“差生”作为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类学生,一直是许多教育评价研究者学术探讨的对象。教育评价不仅主导了学校教育的日常实践方式,而且制造与命名学生的身份,规制他们的求知秩序。“差生”的评价基础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元评价”的问题,即考察“差生”现象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评价话语及其技术力量在发挥作用。许多教育论者从各自研究的侧重点出发,对于“差生”的称谓,提出了各不相同但又彼此相关的概念,例如“后进生”“学困生”“问题生”“潜能生”“学渣”等等。目前,大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是“差生”形成的因素分析以及如何对“差生”进行转化的对策性问题,而对“差生”称谓的评价基础缺乏深入的探究与审思。本文拟通过对各种“差生”称谓的评价基础的元分析,来揭示“差生”问题的本质。

  一、“后进生”及其判断依据的转变

  我国教育界关于“后进生”的提法,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的论断,[2]教育工作者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将学生区分为先进的、落后的和处于中间状态的三类。这是政治判断影响教育判断与学生分类的典型例子。2019-05-19,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中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第一,祝贺他们身体好;第二,祝贺他们学习好;第三,祝贺他们工作好。”1955年,教育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好青年”标准,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中,号召中小学生要“努力做个好学生,做到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3]从此,“三好学生”的评选在全国范围普遍开展起来。与“三好学生”相对应,那些身体、功课、品行较差的学生就被称为“后进生”。这一时期,“后进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是教育工作者直接挪用毛泽东关于群众的“三分法”对学生进行分类的结果。

  此后,学生评价标准的政治属性越来越突出。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针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他倡导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塑造无产阶级世界观,积极主动向党的思想路线靠拢,为社会主义服务。[4]教育部门迅速对这一指示做出回应,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教育目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当时“左”倾政治思想的影响,对于“红”的要求远远超过了“专”,政治思想觉悟成为评价学生是否先进的主要标准。

  当时对于学生评价的政治判断,与我国对于教育本质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在解放之初,‘教育’含义有窄化的趋势,主要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1956年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教育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说法逐渐被接受。”[5]这种判断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论断。对教育本质认识的政治化倾向,直接影响到了学生评价及其命名方式。而“先进生”“后进生”的评价及命名,则借用了社会主义工农业经济发展中对劳动生产先进工作者的评价方式——一种以产能、产量为基础的评价及命名方式。

  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试成为甄别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考试分数代替政治思想觉悟成为评价学生的标准。此时的“差生”评价标准,一般均以考试分数作标准(60分以下)、以国家统一制订的教学大纲规定的一般要求为标准,不能按规定完成学校作业或学习成绩低于一般水平即为“差生”。[6]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转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巨大的人才缺口,迫切需要通过教育迅速培养人才。这直接导致了学校教育的急功近利。一些学校开设了“快慢班”或“重点班”“普通班”,教师往往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优等生”身上,忽视了“差生”的发展。一部分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甚至想方设法采取各种名义将“差生”开除。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差生”歧视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缓和日益激烈的“差生”歧视问题。我国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重提“后进生”这一称谓,建议采用“后进生”取代“差生”。他认为“差生”这个称谓是静态的、消极的,它只认定了学生“差”的状态,而否定了学生的可进步性。一旦学生被定性为“差生”,往往就意味着被教师放弃了。而“后进生”虽然指出了这些学生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但还是肯定了他们具有可进步性,只是暂时落后而已。与“差生”相比,“后进生”隐含着对学生的鼓励与期待。魏书生重提“后进生”,是对这一称谓的政治判断与唯分数判断的一次纠偏,更加强调了学生评价与身份命名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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